“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是人生的重要一步；“万一悔之于后，无宁慎之于前”，不能草率从事。对于有些人来说，择偶是美妙的体验，它带来了婚姻的成功和家庭的幸福;对于有些人来说，择偶是痛苦的回忆，它产生了家庭的不幸和婚姻的破裂；而对于有些人来说，择偶过程平淡如水，结婚成家就是过日子，真正理想的情人是有了家之后才碰到的，只是已经相见恨晚。于是外遇多起来了，离婚率也随之增加。凭心而论，相当多的人为自己的择偶不是打高分，而是打低分。然而大多数人还是结了婚，有了家，还是在那里过日子。这使我们不能不思考一个问题：成功的择偶究竟有多难？

    然而，婚后的感受是大不相同的，即便对于相对保守，习于忍耐，承认现实的合理性的中国人来说，也常常对自己择偶与婚姻是否成功表示怀疑。有人直言说：“如果我有机会一定再来一次。”

    择偶难之一：追求“爱情”婚姻

    在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过程中，人们的婚姻观念发生了很大变化，由义务转变为情感，由过日子，转变为追求浪漫的爱情，这是社会的进步。爱情提高了人们的婚姻质量，也带来了对择偶的困扰，这是一难。

    爱情是一个既古老又现实的话题，几千年以前人们就开始探讨它。公元前５世纪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就对所谓心灵之爱有所描述。他认为爱情是纯洁的心灵上的，而不是肉体上的，因此爱不可能存在于异性之间，因为异性相吸，不能避免肉体上的接触，爱只可能在同性之间。以后公元一世纪，一个罗马诗人出来激烈反对柏拉图的所谓心灵之爱，他提出爱就应当是色情的、性感的、肉体的，他反对在爱情上的矫饰与造作。到公元１３世纪才有情感和肉体相结合的所谓“罗曼蒂克”式的爱，以后又有英国的宫庭爱情艺术。现代社会人们对爱情的联想、议论和评论更多，有关统计表明，有关爱情的定义不下几百种，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也都有过关于爱情的议论。然而，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还没有一种定义和说法把爱情解释清楚。今天人们那样热烈地追求爱情，把爱情作为婚姻的主要需求作为择偶的最重要的，甚至是唯一的标准。爱得执著、爱得情真意切，却常常不知道爱情是什么，不知道爱情在哪里，因此“爱得好辛苦”、“爱得好难过”。以往那种条件式的择偶，义务型的婚姻，比较确定，好操作。今天，要把带有很不确定性的爱情作为择偶之要件，作为婚姻的基础，不能不增加择偶的难度。

    择偶难之二：择偶标准的综合性

    在人类婚姻史上，人们的择偶标准经历了一个从简单到复杂的过程。在远古时期，人们择偶往往只注重亲属关系，通过择偶和联姻，扩大亲属势力，使自己处在亲属链条的有利位置上。随着私有制的出现，婚姻则要考虑财产关系、阶级关系。以后，人们择偶的要求越来越复杂。近现代婚姻选择逐渐由家庭为中心发展到以个人为中心，择偶不仅有家庭的要求，而且有个人的要求，常常综合着各种条件和因素。比如要考虑对方的“相貌和身体”、“经济状况”、“门第高低”、“家庭环境和背景”、“文化程度”、“职业”、“年龄”、“性格”、“爱好”、“道德品质”、“贞操”、“有无爱情”，甚至“阶级地位和政治立场”等，择偶标准带有综合性，只凭一个条件就择定配偶的极少。

    从理论上说一个人择偶时，凡是没有配偶的异性都可以是选择对象，面很宽，其实不然。对于当事人来说，每提出一个条件，就使可选择的对象缩小一范围，条件越多，范围越窄。举例说，择偶者要求对方的年龄一定要在２５岁以下，那么２５岁以上者就被排除在外，如果再增加一个条件，一定要求对方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那么，高中以下文化程度的又被排除在外。依此类推，标准越多，择偶范围越受限制。美国社会学家何陵穴曾研究美国１９８０对夫妇的背景。他的结论认为，美国文化对男女择偶有确定的限制，其主要因素是：种族、宗教、年龄、民族来源、阶级地位和教育。他说：“当所有的这些因素合并起来的时候，它们便把一个人的择偶范围弄成狭小的了。”事实上每个人只能在一个狭小的范围内择偶，怎能不难？

    择偶难之三：择偶标准的变动性

    从社会学角度看，婚姻是社会行为，受社会的影响和制约。在社会的变化和发展中，制约婚姻的社会因素发生变化，人们择偶的价值观念和标准也在发生变化。比如在我国，５０年代人们择偶很重视政治标准和思想表现，“劳动模范”、“青年标兵”、“三八红旗手”、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等是人们向往和追逐的目标。到６０年代，特别是文革期间，家庭出身、阶级成分又变得十分重要，“出身不好”的要向“出身好”的靠拢，与之结合。文革结束，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人们的择偶观又发生了很大变化，“学历”、“海外关系”、“有无金钱”又成为不同时期人们择偶的重要标准。应当指出，在社会的变化中，这种带有倾向性的社会价值观念导向会对传统的择偶行为和观念形成冲突，产生了许多不确定性，给当事者增加了操作上的难度。

    择偶难之四：择偶的双向性和交换性

    择偶是一种社会行为，其特殊性在于有明显的双向性和交换性，即当一个人在选择配偶时，可能被选的人不是被动的而是主动的，甲选择了乙，乙却未必选择甲，反而可能选择了丙。它要求当事者不能用理想主义去对待现实，不能像在购物市场上挑选商品那样，只要口袋里有钱，就能完全掌握主动权，随心所欲，不能只想对方不看自己，而要根据自己的各种条件去考虑怎样选择对方，这是不容易做到、做好的。

    择偶的成功在于择偶之平衡。“郎才女貌”是一种传统择偶价值观念上的平衡，有人说它的封建色彩浓，其实它可说是一种对等的价值交换，以“才”取“貌”，以“貌”换“才”，能够得到双方的平衡。“门当户对”也是一种传统择偶中的平衡。它和“郎才女貌”的不同之处在于强调当事人的家庭背景，而不是当事者的个人条件；它是同质交换（你给我甲，我也给你甲），而不是异质互补（你给我甲，我给你乙）。无论是同质交换或异质互补都有交换，并通过交换达到了平衡，它符合社会的交换价值和理念。美国社会学家温奇提出了婚姻择偶中的异质互补理论，它的基本假设是：择偶时从特殊需要模式中获得最大满足之时，男女双方之特质是异质互补。然而在婚姻择偶中，当事者比较容易从主观出发，而忽视了客观，比较容易用理想主义对待别人，用现实或实用主义对待自己，特别是在对爱情婚姻的追求中更容易如此，因此常常碰壁。俗话说，一厢情愿容易，两厢情愿难，从这个世间意义上说，择偶难。

    择偶难之五：择偶的机遇少，加上与异性交往的相对保守性

    择偶的机遇多少和择偶成功率直接相关。择偶机遇多，可选择的机会多，相互交流交往的机会多，成功率自然高。另外，择偶者对待异性的态度也和择偶成功与否有关，主动者、热情奔放者、开放者比较容易成功。相对于西方社会来说，中国社会的社交机制还不发达，人们的社交场合较少，一个人在学习工作的过程中，择偶的机遇是有限的。况且中国人在与异性接触中相对保守、性格内向、不善表达、压抑自己，这些都减少了择偶的可能与成功。在现实社会中，许多人的婚姻还要有人介绍，要有人从中帮忙，要有“媒人”就是证明。在西方社会中，是没有婚姻介绍人角色的。相对于西方人来说，中国人的择偶更难。

    择偶也易，也难，有其主观原因和客观规律，只有了解和把握择偶的客观规律，才能化难为易，找到相对理想的配偶。